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1921年3月，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李达回忆说：“经过交谈，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隐秘行动

李达和李汉俊从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的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拿出100元当做路费。各地小组在接到上海小组的通知后，多数没有进行代表选举，有的由领导人指定，有的由协商产生，共选出13位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包惠僧、周佛海。

中共一大代表。图片来源：央视网  

长沙小组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毛泽东、何叔衡是秘密前往上海的，谢觉哉是何叔衡的同乡兼好友，也不知他去上海干什么。解放后，谢觉哉回忆说：“一个夜晚，乌云蔽日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行动的‘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谢觉哉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4月版）7月4日，毛泽东和何叔衡抵达上海。

北京小组接到上海小组的通知后，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等几个党员开会，研究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北京小组的创始人，各地党员都希望他能出席一大。但是，李大钊正担任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兼北大教授，同时还兼任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主席，此时正值两个学年交替时间，公务繁忙，抽不开身。而且李大钊是全国名人，行踪为各方所注意，南下沪上也有诸多不便。根据这种情况，会议没有推举李大钊作为一大代表。最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代表前往上海。

陈独秀派陈公博作为广州小组的代表，又委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前往上海出席一大。

武汉小组董必武和陈潭秋、济南小组王尽美和邓恩铭、旅日代表周佛海等人，也陆续出发前往上海。

上海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动组，一大召开的地点又在上海，李达和李汉俊也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

由于各地的代表大多是教师或学生，收入有限，李达夫人王会悟出面，以接待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了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外地代表的住所。

大会正式召开之前，各地代表曾在博文女校举行了一次简短的预备会议，相互交换意见，确定大会马上召开。

惊险迭起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中共一大会址。图片来源：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官网

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晚8时，13位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来到会场。会场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长方形的餐桌旁放着十几把椅子，代表们围坐在四周，大会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7月23日，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张国焘报告会议的筹备情况，提出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制订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会前，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等曾就党纲和政纲进行过几次商讨。李汉俊指出，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的社会党革命，中国共产党采取何种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两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在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出决定。他还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尚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手研究和宣传工作，并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员可以参加议会。李汉俊的观点遭到了刘仁静的反对。刘仁静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因此，刘仁静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存在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做准备。由于起草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党纲和政纲的草案实际并没有起草好。

张国焘讲完话后，由共产国际代表致词，李汉俊和刘仁静翻译。马林致词的大意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中国党基本是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因此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尼科尔斯基也讲了话，他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然后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处的情况，并建议中国共产党将大会的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处。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发言完毕，时间已不早了，当天的会议便告结束。

7月24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是由代表们汇报各小组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由于各地小组成立的时间不长，党员人数不多，开展的活动也有限，所以各小组的报告都不长。

7月25日、26日，大会休会两天。由于李汉俊和刘仁静之间的分歧，会前没有起草好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马林建议由董必武、张国焘、李达组成一个起草委员会，起草这些文件。

 7月27、28、29日，大会讨论起草委员会拟就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与会代表对党纲和决议进行了认真讨论，会议确定以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名。此前，陈独秀对这个组织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张申府，征求意见。李、张一致认为，新组织叫“共产党”好。

大会通过的纲领还规定，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在入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份都应保守秘密”。

7月30日晚8点多，代表到齐了，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李汉俊作为屋主没有离开，陈公博也自愿留下来陪李汉俊。

代表们离开会场不久，一个法国巡捕带了一批便衣密探围住了李家，先将李汉俊和陈公博监视，并问房子的主人是谁，李汉俊承认自己是房主。然后，警探们在房间中搜查。搜了一个钟头，没有找到什么可疑之物。其实桌子的抽屉里有一份党章草案，大约是因为写在一张薄纸上，又被改得一塌糊涂，警探们认为不过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竟没引起注意。

代表们意识到会议已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不宜再在上海继续举行了。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她提出嘉兴离上海不远，有火车直达，只需一个多小时的旅程，且嘉兴的南湖风景优美。如果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到她的家乡去，利用游湖的名义继续开会。

当天晚上，李达就让王会悟到上海北站了解嘉兴的火车班次。第二天一早，代表们便分两批出发。广州代表陈公博受到惊吓没有去，所以南湖上的会议只有12人参加。

浙江嘉兴南湖。红船等比例模型。图片来源：南湖革命纪念馆官网

7月31日上午8点多。代表们到达嘉兴，先在张家弄的鸳鸯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洗脸吃早饭。王会悟雇了一艘中号船，船费4元5角，中午饭一桌3元，连小费总共8元。代表们上船开会时，已是11点多钟了。

据王会悟回忆：“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约五点钟左右，湖中游船已有五只了，并有一只小汽艇，当时看到疑为政府巡逻，曾引起警惕，临时休会，后来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六点多钟，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

代表们在船上讨论了些什么呢？据包惠僧回忆，中饭之前，通过了党纲和劳动运动计划，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饭后讨论大会的宣言，这个宣言总共千把字，大体上是按照《共产党宣言》写的。据李达回忆，这个宣言并没有发表，而是交给了陈独秀。陈将之放在包里，后来不知下落。

 红日西沉的时候，会议进行最后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会议决议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由三人组成中央局。由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和党的创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代表们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在陈独秀未返回上海前，由周佛海暂代。同时推选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